他师从爱因斯坦，是中国雷达之父、李政道恩师，却扫了十几年厕所，结局悲凉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，浙大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，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--玻尔。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还真的回信了，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（爱因斯坦的助理，中国雷达之父），王淦昌（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）这样的世界一流物理学家在，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。

束星北，1905年10月，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大地主家庭。1924年，束星北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物理系，翌年插班进齐鲁大学。1926年4月，他自费留学，远渡重洋勤工俭学，靠参加铁路、码头体力劳动维持生计，攻读学业，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的物理系，又入加州大学学习物理。在这期间，他对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产生浓厚兴趣。1928年，携带自己撰写的两篇论文，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，得到在该校工作的爱因斯坦的指导与资助——作为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。因德国法西斯势力猖獗排犹太人，爱因斯坦被迫离开，束星北1929年离德赴英国继续攻读。1930年1月，他在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剑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。1930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。

然而，直到一本书《束星北档案》出版，才将这个被埋没的天才物理学家多舛的一生公之于世。

他的学生李政道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）在“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“中写道：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，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。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“断层”的问题做些工作，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。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，我说中国不乏解决“断层”问题的人才和教师，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。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。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我很想能见他一面，可是最终未能如愿。（李政道不知束星北此时是正在戴枷改造的“罪人”） 

天赋之高，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数凤毛麟角

性格之强，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

束星北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。革命时代，他也曾激情澎湃过，加入美国共产党，到苏联考察；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，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，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E．T．惠特克（Whittaker）和达尔文的孙子—C．G．达尔文（Darwiner）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。一年后，他以《论数学物理的基础》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。1930年2月，经理论物理学家E．T．惠特克和达尔文的孙子—C．G．达尔文的引荐，他又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（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，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）。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，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：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幅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。1930年8月，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，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。1931年5月他以《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》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。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，时年25岁。

1931年9月，束星北回国结婚，再没有能出去。如果他不回来，也许同样会获得诺贝尔奖。当然，束星北在祖国故土，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，聘请了很多国内一流的教授：数学家有苏步青、陈建功、钱宝琮；物理学家有王淦昌、束星北、卢鹤绂、王谟显、何增禄、朱福昕；生物、植物学家贝时璋、罗宗洛、张其楷等。1944年，李约瑟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，将该校誉为“东方剑桥”。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。其中束星北、王淦昌等人的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很深印象。他带回英国，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。

著名气象学家、教育家竺可桢

他的学生许良英说，束星北讲课，既不用讲义，不指定参考书，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。他用质朴生动的语言，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，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。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：“以启发、引人深思的方式，着重、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，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。”束星北不同时期的学生听课的共同感受是：束星北讲课能把学生带到神秘的宇宙穹隆中，是那样辉煌。包括他与王淦昌在学术报告会上真枪实弹地争论，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以至于和李政道一样，不少学生因为听了他的一两节课，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。竺可桢时代，浙江大学群星璀璨，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。他的学生程开甲院士（中国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、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）认为：那个时代，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、天赋、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、科学家，在科学界是罕见的。

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

束星北与王淦昌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，同时，他们也造就了一大批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，如吴健雄、李政道、程开甲等。1937年，世界物理学家玻尔受竺可桢之邀，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。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、如何出国深造。玻尔说，你们有束星北、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，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？

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，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。在学术报告会上，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，学问有多深，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，就禁不住心惊胆战。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，让报告人招架不住。因为他从国外不仅仅学到了科学理论，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，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就是一个喜欢争论、欣赏争吵的人。

他的学生、同事认为他身上有一种霸气。50年代初，也是留英归来的物理学教授王竹溪（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）到山东大学讲学，讲座中途，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：“我有必要打断一下，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，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。”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，一边解释错在哪里。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。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。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，束星北说：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。

束星北眼中的“过去的大学”，当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学，是竺可桢时代的大学。那时的大学，能包容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、棱角锋利的人：黑白分明、刚直不阿、心口一致，见不得不公与黑暗。比如，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，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，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，抗议杀害学生。

他的正直，源于自己的判断。抗战时，受爱国心驱使，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，研究军工，如无人驾驶飞机、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、雷达的武器。抗战后，又拒绝国民党迫使他入党的要挟，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，因此遭到囚禁。他说：“我不认为，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，还有另外一条路，第三条道路。”

束星北也是一位有血性的人，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。他刚从国外归来，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。一天，蒋介石来校视察，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。当时“一·二八”事件发生不久，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，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，是民族的壮举。国民政府与日签订“淞沪停战协定”是种妥协行为。于是，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，只是说：“你太年轻，不懂政治。”便拂袖而去。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，日后告诉说，蒋回到总统府，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。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，便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，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。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、何增禄各处寻找他，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，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。当时，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，剃了光头、一身戎装，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，将刺刀一次次刺进“敌人”的胸膛。

于此期间，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，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“国防物理”讲座。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、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，束星北讲短波、激光，雷达、收发报机、无人驾驶飞机。

1944年，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。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，投亲靠友，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。束星北在湄潭的家，马上成了武器作坊，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，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：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，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，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。他的儿子束庆星说：“按父亲的脾气，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，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，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!”

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，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，束星北气愤之极，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，一拳打过去，大骂：“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”结果苏步青解脱了，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，抗拒运动，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，然后束星北没有意识到接连的灾难正在向自己靠近……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厄运中，坚守自己的科学信仰

1952年院系调整时，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，在那个科学家成堆的地方，他也许不那么扎眼。束星北之所以没有去，是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“政治学者”，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，让他看着不舒服。以他的个性看，束星北也许不会在保护之内。1952年他选择了在山东大学任教。可此时的山大也不是文科有老舍、洪深、沈从文、游国恩；理科有黄际遇、任之恭、童第周的“过去的学校”——老山东大学了。

很快，束星北在山东大学“肃反”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，一度被停职反省。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：“请勿进门。公民住宅不受侵犯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70条。”，但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。他全家被赶到院子里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摇动着。有什么用？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，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。

在山东大学，他遇到了有信念的共产党人华岗，华岗当时与生物学家童第周、教育学家吴有恒、文学家陆侃如、冯沅君有着同样好的教授待遇。但他，并不买账，一开始就与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干了起来。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，束星北却坚持，自然科学第一，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。尽管如此，华岗并没有降低他的生活待遇，直到华岗成为“胡风集团”成员入狱。

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，束星北还反对“一边倒”学苏联，说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，我就教牛顿、爱因斯坦。对好好学习的学生耐心有加，工农干部学院王景明就是听了他的课，感觉如梦初醒，进入了一个令人神迷的世界；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，“笨蛋”、“草包”、“狗屁不通”，难听的话他也是说的出来的。结局是，学校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。

教授力学课的束星北

他不得不改行研究气象学，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，小试牛刀，就引起气象学界轰动。 “肃反”后，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、重点斗争对象。1956年“小阳春”时有个纠正，他认真研究《宪法》，以《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》为题发言，建议“对受冤的速予平反”，听众在下面鼓掌二十多次。1957年就成了翻案，当了“极右分子”。工资降到只发20元生活费，而他妻子无工作，还有七个孩子。1958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，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。饥饿的年代，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。

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，当时条件极为艰苦，并且他那时已年过半百，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压力，经常昏倒，那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。有一次，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束星北跑到瓜田里去偷西瓜，结果被看瓜的老农当场抓住。老农看他可怜，给了他一捧花生，束星北一把抓过来，连皮一起吞进肚子里。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束星北早已没有了当初知识分子的形象。有一次他女儿为了让父亲高兴，一家人玩一个智力题，就是小羊过桥那种，对岸有老虎。一家人想了一会儿，最后女儿告诉了他答案。谁知为了这样一个题，束星北一晚上都在柜橱（当时条件困难，他可能只能睡在柜橱里）里点蜡烛演算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便高兴得大喊大叫，告诉他女儿答案不对，应该是怎样过桥……他女儿后来发展柜橱里演算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论证过程……他那时已经很老了，可还是忘不了科学，依然想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做点什么，但那个时代不给他机会！

束星北全家福

束星北有一个儿子，束星北还是教授时，他儿子在部队，很有发展前途，束星北落难后，由于当时“株连九族”，他儿子正要被提拔，却直接被赶回了家，当时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难想象，他儿子回来是什么工作都不让干，也就是毫无生活来源，可能要饭都没人敢给……他儿子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，他的大好前程就这样被毁了，是束星北的错吗？

水库上的束星北 

1960年秋，水库工程结束，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，他终于在“铁一般的事实面前”，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开始认真改造。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，他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。束星北开始往自己身上泼污水，不断地写“认罪书”。束星北由一个极有天赋和激情的知识分子，变成了水库工地上抬土的劳动力，但仍抱着扫帚在雪地上演算数学公式。他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、清洗实验室。他主动包下打扫全校所有厕所，竟然还研究如何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。打扫完，他就躲在一边统计用厕人数，寻找清洗厕所的规律。当时的他并没忘记科学，写了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几个论文，但当时他的文章是绝对不许发表的。由于科学论文无法发表，他无耐之下竟写了一篇两万字与冲厕所有关的论文，这真是时代的悲哀，科学的悲哀。

60年代，感到中国有核试验的迹象，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。他想到摘帽，便顽强地“改造”，却无望。“文革”时，他继续扫茅房，同时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：X光机、心电图仪、脑电图仪、超声波、同位素扫描仪、冰箱、保温箱、电子兴奋器、电子生理麻醉仪、胃镜……多到无法计算。但这一切都换不来他想用一个物理学家的实力报效祖国的机会！

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前，束星北发现他以前的许多学生和故友没有消息了，也不给他写信了，对科学敏感的他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研制原子弹，由于这是国家机密项目，所以研究者不能给外界通信。束星北非常渴望参加这个项目，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于是他想让医学院的领导给他弄个实验室之类的，他想单独搞。当时这是国家重点项目，可想而知，医学院想筹备简直比登天还难……后来第一颗原子弹爆发了，举国欢庆，但在周总理宣布这一举世瞩目的消息时，谁也想不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小破屋里，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嚎啕大哭，声音撕心裂肺……这是怎样一种痛苦，我想象不到，是被埋没？是遗憾？令人深思……

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：

“1970年7月，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，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。在这之前，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，第一次和父母分开。1971年1月的一天，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，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，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，一身黑棉衣棉裤，在雪地里很是显眼。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、我忍着泪水说，爸爸，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，父亲看着我和孩子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，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。父亲走在前面，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，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。

这时才发现，路两旁的雪地上，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。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．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、写字。一次次写满，然后又擦掉，他的大扫帚就是'黑板擦’。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，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！”

1974年，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，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。有时，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，急忙从床上爬起，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。第二天早上，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，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。

在水库上修理设备

眼看着年华逝去，而自己却一无所成，束星北一天比一天感到焦虑，他向组织写信说：“我今年已64岁，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。岁月蹉跎，心中焦急：如果再过十几年，即使改造好了，对党、对人民、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?今后该怎么办，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、谅解和容纳?恳请党领导、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，在我未死之前 ……(让我)回到人民内部，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……”数年的时间里，他就这样一次次申请，希望也一次次落空。

1972年李政道回国，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“断层”问题做些工作，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。李政道说，中国有人才，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，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。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，但给束星北的待遇带来了转机。

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

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，他还是从前的教授吗？

直到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，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，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。而平反之后，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，他就像无人敢收的“孤魂野鬼”，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，聘请了他。

此时的束星北，已经是70岁高龄。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。这20年里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，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为了两弹元勋……一代物理学大师，他最宝贵的二十年，就这样被浪费在了蹉跎岁月里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，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，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，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，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，争分夺秒，惜时如金。

与老友王淦昌相聚

他的老友同事发现，他的优秀品质保存完好，他的“坏脾气”也未从根本上改变：仍然羞辱学生“猪脑子”、“狗屁不通”，仍然对行政人员咆哮发怒。他无所旁顾，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。但是他的家人看到，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，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，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。这时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“顽固”，通过发泄想挣断过去对他的摧残，想不到二十多年的“改造”已经渗入神经骨髓，他无法走出阴影。

1979年，国家搞洲际导弹研究，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，课题负责人找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，竟无一人能解决，出门时，一位扫地老人用扫帚拦住了负责人，说：你们可以到青岛去找束星北。（这位老人是谁，无从考证）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，束星北分文没要，一支笔，一摞纸，准确无误完成任务。当年他73岁。航天学界轰动一时：天才还是天才！

1983年束星北去世。去世前，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。他说，他长期身患缓慢性器官炎，一直注射肾上腺素，但血压心脏却一直正常，可以解剖他的尸体做研究。他称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的聪明好用，连他自己都奇怪，七十多岁，脑袋却还和二三十岁一样清晰，活力无限。他让人解剖他的大脑，希望对医学做最后的贡献。但是他去世时，正赶上青岛医学院大换班子，他的遗体被遗忘了，半年之后想起来才发现，尸体已经腐烂。本来还说要将他的骨骼做成标本供教学用，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在了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。医生曾解剖过他的大脑，“发现他的大脑已经萎缩了30%”…… 这就是《束星北档案》作者刘海军先生的结束语。

老友王淦昌的评价

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，他的一生壮志未酬。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：

受屈蒙冤二十春，三中而后感恩身。

方期为国挥余力，讵料因疴辞俗尘。

学可济时何坎坷，言堪警世太天真。

缅怀相对论中杰，泪洒秋风不自禁。

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，归于他刚直不阿、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，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“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”。有一年，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，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。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，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。没料到，一向温和、懦雅、父亲一般的老人，脸上出现了怒容。

王淦昌对她说：“你父亲说的，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，你父亲做的，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。他没有任何问题，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!”

至于怎么不一样，王淦昌当时没有讲，他对至友的感悟，无人可比。

历时15年写成《束星北档案》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：“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'歌唱’让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，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，今天仍在失去的、放弃的又是什么!”

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曾说：“有人认为，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，可能获得诺贝尔奖。在我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是，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，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。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，他一生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、正直的科学家！”

如果把束星北与王淦昌作个对比的话，我们会发现同为科学家，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：提出了《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》、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、研究原子弹氢弹、率导核能，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……从这一串科学经历看，王淦昌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？”可是束星北，在他命运的颠踬与缝隙中虽说也出了些成果，但对比而言，却是显得有些“雕虫小技”，“微不足道”了。

同样的才学智慧，有着不同的命运，决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。这是说“性格即命运”似乎更有道理。可是，纵观人类杰出的科学家、艺术家，但凡才气逼人，往往性格与众不同。才气与性格如同利剑的双刃，怎么可能钝其一面而锋其另一面呢？2005年2月23日《中国青年报》刊登了一篇文章：《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》，其中提到：几乎所有认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神经学家理查德·阿克塞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那超人的智力。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……他每天穿过走廊冲着人们大叫“数据？有数据吗？”有时他会盯着你问：“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诉我吗？”“他从不注意社交礼节。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奚落、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。他经常会在和别人交谈时陷入沉思，然后毫无歉意地走开。他对一些问题会做出这样的回答：“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”。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能最终获得为世界承认的成就？因为他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。说实在的，如果我成为他奚落、嘲笑的对象，我也会受不了。但是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却没有不让他自由存在的理由。

试想，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与理查德·阿克塞比肩而为，岂能没有同样的辉煌？可惜，中年以后的束星北不能拥有这样一片土地，而他所生活的土地上，至今也没有产生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。

岁月沉淀着记忆，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，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的理想和信念，他的人格和情操，他的天才和能力，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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